第三，行政复议制度的效率主要是靠充分发挥其系统内的层级性、审查上的专业性以及执行上的便利性等行政特色和优势进而优化审理程序、缩短审查时限这样的间接方式予以提升，径直采用书面审查模式着实有些粗鲁。

例如林来梵把母法、公法视为不同语境下的两个问题。所谓二阶性（secondary），系英美法学中一阶性（primary）之对称。

因此，这些挑战之中蕴含着本学科的新基础，亦即本学科一切研究得以展开的指导线索。[73] 参见1954年《宪法》第87、91-96条。他认为：宪法与部门法有着不可通约的本质区别。[39]在宪法学界，张千帆也认为纲领条款只是表达了一种政治理想或政策取向，在法律实践中不具备可操作性，似乎纲领条款不该写入宪法，否则就是误用宪法。因为中国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而根本法（共同体元规则）却与母法（纲领）之间有着对立的制度逻辑：前者是消极内敛的，后者却是积极繁衍的。

举例而言，陈景辉的叙事一旦成立，那么无论部门宪法合宪性解释甚至法律保留等一系列宪法命题，都将面临着釜底抽薪式的颠覆，立法实施宪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等中国实践的正当性将被根本否定。他认为：对于一个共同体而言，二阶共识是根本的，因为正是这些最稳固的二阶共识，而非关于具体事务的、常存分歧的一阶共识，决定了共同体之为共同体，而非一群人的偶然联合。篇幅所限，本文未曾讨论的最高法问题，就关涉到形式宪法实质宪法矛盾的解决。

但纲领却面向未来，发出了积极实施的规范要求。就此而言，厘清中国宪法之所擘画的真实、全面的（而非孤立、扭曲的）国家目标，实际上是在为民法提供最根本的守护者与监护人。这个新版本的双重属性，不仅是在社会主义背景下提出的本土化宪法表达，也揭示了中国的公法母法不仅并非必然矛盾，更有携手的可能。德国《基本法》中的社会国条款同样体现着这种逻辑。

尊重母法的积极繁衍逻辑，意味着应重视立法对宪法的发展，尤其重视在部门法领域，立法可能在实施宪法中与宪法交互发展。倘若观察中国宪法的脉络，我们或可发现，其本体之矛盾并非始于今日，而是有着更深的根源。

简言之：宪法肯定不能是母法，至于它是否是公法，完全不重要。因为不管宪法是母法还是价值秩序，此法（一阶）非彼法（二阶）、此价值亦非彼价值，在异质性的根本约束下，二阶内容无论怎么辐射、怎么作为客观价值秩序，都绝无可能跨越一阶/二阶这道鸿沟。原本在政治宪法学那里尚属低位阶非核心相对的宪法内容，被彻底地开除宪法籍，不再具有作为宪法的资格。通过纲领实现国家目标的积极宪法逻辑，也是我国宪法具体化为部门法的核心根据。

[5] 参见姜峰：宪法的结构性与公共审议功能——兼对全能论宪法观的反思，《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第97-108页。它可能导致结构性地抹杀中国宪法的社会主义传承，忽视多元背后的根本，或者遗忘了中国宪法同样是自由保障法。[53]此时的毛泽东即认为：1918年，苏维埃俄罗斯宪法就有纲领性的。只有直面张力，我们才可能在宪法解释中回应张力，避免不同群体对宪法各执一端、根据各自的理想去剪裁实定宪法。

[54]如果沿此思路，将社会主义宪法脉络区分为列宁式（纲领、规范）和斯大林式（事实、非规范），我们或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宪法的道路选择，理解总章程全面实施宪法这类中国话语的真正内涵。[31]然而，采用三江并流视角，亦即试图展开（中国）宪法中同时并存的三条脉络，这种思路却可能引发诘问。

在本世纪初，有人批判宪法私法化是避重就轻。如果我们把1918年《苏俄宪法》视为某种理念类型的起源，可以发现它具有如下特征：①它试图实现真正的自由，亦即劳动者的普遍解放、自由的平等实现。

[22] See Hart, supra note 16, p. 81.[23] 参陈景辉，见前注6，第299页。[9]这一观点，与库恩（Thomas Kuhn）关于范式危机带来学科重大进步的看法不谋而合。解开宪法本体论矛盾，关键在本体论。其一，中国宪法有着久远的母法（社会主义纲领）传承，这种基于国家目标、要求积极实施的宪法逻辑，是宪法具体化为部门法的核心理由。由于这种矛盾，即使我们拥有着同一部《宪法》，我们也可能执宪法之一象而求，最终答案咫尺千里。[50]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自《民法典》颁行后，行政法、环境法、经济法等法典编纂工作也被提上了议程。[91] （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6-67页。

形象地比喻：在此逻辑中，一般部门法仿佛宪法之下的联邦，而刑法、民法等则是拥有完备价值领地的一国两制甚至国中之国。同时，改革时代的宪法也需要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探索留下充分的探索空间。

在我国，传统上讨论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理论起点有二：宪法是母法、宪法是公法。关注语言背后的意义（而非抽象地讨论宪法本质），对于深化理解宪法的某一维度也大有裨益。

哲学诠释学并不会否认任何一种宪法本体，它只是强调要用对话代替断言，或者说，是要追求一种启发性治疗性的对话过程，反对单一视域的垄断，追求不同视域彼此的融合。自哲学诠释学视角，宪法的存在依寓于时间（历史）。[92]这也解释了为何基本民事制度不属于地方立法范围，倘若地方性立法对《民法典》解法典化，这不仅是民法问题，更是宪法问题。根据这一理解，作为框架秩序的宪法并不追求事无巨细地干预、取代部门法的判断，而是在框架范围的约束之内，赋予部门法立法上的形成自由。

[48] 参见翟国强：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念史：超越事实论的变迁，《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第156页。那么，社会主义中国宪法如何看待保障自由？社会主义宪法并不拒绝保障自由，只是它有着独特的制度逻辑与规范表达。

篇幅所限，该问题需另文展开。然而在本文看来，母法尽管并非一个完美的概念，但倘若将它理解为一种有关国家目标、有待积极繁衍的社会主义纲领，它却是一种值得辩护的、理解中国宪法的重要线索。

就像专业医生可以无视民科那样，如果母法等观念被证明为历史的偶然，或是一种不科学、不严谨的通俗说法，[81]那么，把这种误解逐出宪法，矛盾也就不复存在了。此外还有天主教的自然法内容杂糅其中。

[7]可见，宪法是什么的逻辑基础，深刻影响着宪法与部门法关系这个上层建筑。[64] 参见施米特，见前注34，第39、44页。事实无需实施，也无法实施，它只需要确认。[32]总之，人们一旦要主张宪法是某一种东西，就要否定它是矛盾的另一种东西。

否定母法，无异于遮蔽了中国宪法中最重要的制度逻辑。然而，对于纯粹的私法，由于公、私法间存在异质性区别，在一般情况下，私法并非宪法的具体化、也无法将宪法具体化。

然而，上述多元并置问题却对中国不乏启示。[83]它认为事物的千变万化的现象背后，有着某种超越时间的本质，或者说，人们应当探索无时间性的普遍真理，超越那些非本质的偶然。

另一方面，坚持具体化的边界仅限公共领域，就否定了适用于所有法律领域的母法逻辑。[96]参见张翔，见前注2，第31-33页。